• 坐看雲起時|港產片轉型問題(陶傑)

  • 發布日期:2021-06-06 17:00
  • 坐看雲起時|港產片轉型問題(陶傑)

 

香港政治高壓逆境之下,香港電影又往何處去?是一個老掉牙的問題。

近期有幾部香港電影上映:《濁水漂流》、《手捲煙》、《我的印度男友》等,俱走社會寫實路線,反映香港基層小市民的生活。街頭露宿者、重慶大廈窩居的小數族裔、社工等,成為港產片幾十年來主流從未出現過系列。與《淪落人》、《麥路人》等一脈相承,異曲同工。

港產片的主流,若在一九六七年暴動後開始計算,七十年代是功夫,八十年代是警匪。這兩大主流均被國際接納,而且成為一些導演接通荷李活的跳板。兩大主流之外,其中又穿插由許冠文到周星馳的喜劇,但因港產喜劇涉及大量港式粵語的笑料,對白不利於走向國際,因此功夫和槍戰引起全球注意,其中加插幾部王家衛。

這就是香港電影五十年來的奇蹟,其中並無社會寫實此一章節。當然,如果將左派的長城鳳凰公司也計算在內,左派電影公司幾十年來有政治任務,承襲三十年代涉透上海電影業,其任務就是重點刻劃資本主義壓逼窮人的罪惡。香港電影也有這一股支流,但不成氣候。本來暴動前的中聯公司有幾部佳作,但後來左派影業受文革影響,寫實主義變成說教,角色面譜化,逐漸消失於無形。

今日香港電影,因為政治理由,功夫和警匪這兩支人馬,受大陸市場引導,三十年前就北上拍合拍片。一旦「合拍」,香港電影幾十年代表的價值觀,必須為大陸的整個意識形態服務。香港功夫明星,自李小龍成龍之後即難以為繼,其他的做了龍虎武師,本來就瀕臨絕種。

至於警匪片,一涉及中港警方合作,中港融合,漸有公安角色,這個片種的意識形態自然也跟著變質,例如警察之中不可以有負面描寫。

香港兩年以來,警匪片更不可能再有市場,因為整個警隊的形象,在電影觀眾心目中,已經自我踐踏,負面至極。電影是要衝突的,戲劇也需要英雄。沒有了郭富城劉德華做警察,難道都會起用林雪做總警司、三十年前的陳惠敏做警務署長?功夫系列沒有了,警匪片也沒有了,香港電影也沒有了靈魂。

轉向寫實,也沒有錯。全世界的電影觀眾都是年輕人,香港電影的觀眾也只能是當代年輕人。當《十年》、《黃之鋒傳奇》等政治主題的電影上了Netflix,港產片最新這代,就由高度帶有民主政治抗爭意識的香港下一代觀眾決定其路向。

但電影人又不敢明目張膽得罪中方,只有在社會寫實的夾縫中找題材。這一點與美國的《浪跡天地》逐漸接上了軌,因為荷李活左膠充斥、政治正確先行,每套電影都要種族平等大愛包容。政治明顯先行的電影,要非常高手,才會拍成好戲。

香港既已是貨真價實的第三世界,第三世界也有好的寫實電影導演。伊朗、阿根廷、巴西等,都有低成本而在寫實層面之上十分感人的小品。拍這個系列 ,卻又必須有很強的文學基礎。譬如十九世紀巴爾扎克的小說、易卜生的戲劇,都與貧富懸殊或基層抗爭有關 。太陽底下無新事,要將「抗爭寫實主義」拍得好,平時要在文學歷史等範圍中入貨。

意大利導演第昔加的《單車竊賊》是這個系列電影的代表。意大利的堅厚的文藝基礎,香港也有一個文青族群。但在這方面,似乎香港的基礎較為薄弱。八十年代初方育平的《父子情》,曾經是其中表表,也由鳳凰電影公司發行,可見左派認為寫體主義是他們的強項。但今日的香港,並非「港英」統治 ,而是中國控制,左派電影公司又豈會再資助香港新一代導演拍香港社會之不公義,揭自己的瘡疤,製造社會動亂。

因此,這代香港電影人生不逢辰,有如這一代新聞工作者一樣。有人認為,新聞傳播學系還有沒有辦下去的必要?因為傳媒沒有了空間。同理,若大陸以這種現狀再多玩二十年,香港還有沒有必要繼續營運香港影藝學院?香港之死,不要只著眼於每星期有幾多家食肆執笠、幾多間宣鋪割價求租。香港之死,又死在深層中、骨子裡。看傳媒和電影這個總工業,香港年輕人,有一點思想和感情的,留在此地,並無前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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