• 沈旭暉|「新香港」異化為「南深圳」:學運的終結與最後一人(壹週平行時空)

  • 發布日期:2021-03-02 15:30
  • 沈旭暉|「新香港」異化為「南深圳」:學運的終結與最後一人(壹週平行時空)

 

中大「DQ」新一屆學生會,校方主動拿學生出來交人頭批鬥。這除了是典型的文革式自保行為,也反映「新香港」管治模式的「水平」。

諷刺的是,在真正的文革時代,港英政府反而會對直接挑戰港英管治的大學生,留下包容的天空。

港英容得下港大國粹派,「新香港」卻容不下學生會?

港英容得下港大國粹派,「新香港」卻容不下學生會?

當時的大學「國粹派」,今天看來就是狂熱毛派份子,主張「認祖關社」,但其實「認祖」是實、「關社」是虛,宣揚的是中國早晚要從英帝國主義手中「解放」香港。以今天基準看來,自然嚴重「危害英國國家安全」,港英也不是沒有讓政治部監察他們,但還是容許這一代香港大學生,逐漸成為香港主流社會的精英,不少更在香港回歸後成為達官貴人。

而且當時的國粹派,在校園製作的文宣,更是赤裸裸挑戰港英管治。

圖中(請看圖一和圖二)是港大《學苑》的經典文章,發表於1972年,來自當時的《學苑》國粹派總編輯馮可強。文章標籤港大為「帝國的大學」,只為帝國利益服務,屬於港英政府的陰謀,目的是培養一代一代的小買辦,讓他們遠離「祖國」懷抱,所以港大應正名為「反帝大學」。

港英有甚麼回應?其實絕大多數學生,都是激情的,但畢業後也是要工作的,港英會吸納其中一大批英文好、曾有抗爭姿態、但average平庸的人(例如港大學生鄭月娥),去確保政權繼續能有新血、而又不影響到權力核心。

港英也會邊緣化意識形態非常頑強的異見學生,例如上述馮可強據說終生被排拒在公務員及英資體系,但與此同時,港英卻不會把路封死,而是默許他們開宗明義投靠親中陣營,那同樣是社會向上流的(比較迂迴的)路。好處是令社會不致於全面繃緊,而且到了關鍵時刻,和這批沒有被全面打死的對手,依然有對話空間。

還有一批港英既不吸納、也不有限度打壓,這些通常成為文化人,無論說出來的意識形態多麼激進、或另類,港英都有意識地塑造他們的「cult」形象,既反映社會的多元,有能有效避免他們步向主流,變相也是釋放社會矛盾的方法。

可惜到了文革2.0下的「新香港」,只剩下無限表忠這一個選項。這樣的社會,有前景嗎?大家心照。
圖一
圖一
圖二
圖二
中大DQ學生會:掌握大學實權的是誰人?

中大DQ學生會:掌握大學實權的是誰人?

回帶2019年11月,段校長忽然成為「段爸」,卻被藍絲罵回「段狗」,一切改變,在於一天。然後,這光環維持了大概半年。

記得有一次,有一個公關安排的校長飯局,宴請對象是「輿論領袖」,我不知為何在座。他興致勃勃的告訴我,很多學生主動捐錢給他,因為當時他被左報圍攻,說擔心他失業,所以要預備救濟金。看得出來,他的喜悅是真誠的。

中大圍城當日,我身在美國,但大量朋友在入面,第一時間分享狀況,包括段校長由「段狗」變「段爸」的關鍵數小時。最初他不願意見學生代表,在幾位教職員勸說下破冰,然後觸發了人性一面,對警方行為感到憤怒,最終居然是他主動提出要親自到二號橋,這其實超出了當時代表的期望,the rest is history。一位當時有份促成這戲劇性改變的教職員朋友,事後對我說,那是他一生最有滿足感的時刻。

而我相信,以上他的反應,都是真誠的。

那為什麼後來的中大,在左派文革式圍攻下,要卑躬屈膝到今天的模樣,忽然跪得成為八大院校之首?這問題其實很好理解:第一,校長在中大,很多時候是虛君;第二,段校長一如其他讀書人,遇到活生生的人,可以激起人性的同情心豁出去,但面對冷冰冰的制度壓力,卻沒有豁出去說不的勇氣。

大學校長的社會地位相當高,這在古時候已經定型。但這類職位,一般都是德高望重的吉祥物,而古今中外很少吉祥物懂得管理,所以負責管理的,一般另有其人。近年中外大學的主要工作,更變成籌款機器,在遴選過程,這絕對是一大要素。

劉遵義校長是有實權的,這多少因為他和另一個結構重疊(即有國家實力加持)有關,但此後的沈祖堯、段崇智,內務都非常依靠首席副校長(即Provost)。這職位假如和校長配合得好,可以分工飾演紅臉白臉;假如二人不配合,則可以分庭抗禮;正常情況,則通常是兩者之間。此外,由於校長要對校委問責,內裏由保守勢力絕對主導,所以真正能作出的改變,非常有限,政令不出門,反而是常態。

港大的情況我了解不深,但從有限接觸所見,無論是馬斐森還是張翔,也都是虛君。

從中我們可以理解,二號橋之役,正是中大校長極少數能獨自乾綱獨運的場景:在絕大多數情況,就算他要作出這類政治決定,在校委會一定被否決;要作出這類行政決定,也一定由provost掌舵,最終也是官僚地不了了之。當時情況緊急,反而所有校委、官僚都不在左右,也不容許開會決定,他最人性的一面,就流露了出來。然後,又是the rest is history。

由於中大成為了國際知名的「暴大」,段崇智本人也被國際教學機構嘉許,愛國陣營要那他和中大開刀,絕對是文革的必經程序,無論怎樣下跪,都於事無補。而且必然有無數人,強調要過猶不及地表忠,才能「戴罪立功」,越是不受學生歡迎,越是顯得政治正確。

這樣下去,段校長最不人性化的一面,在以上結構之下,恐怕在未來一年,會表露無遺。

旁觀者清,到了這時候,段校長neither here nor there,唯一出路,就是辭職。走不出comfort zone,這是那一代知識份子的通病。
中大學生會總辭:香港學運的句號
中大學生會總辭:香港學運的句號
古今中外,學生運動都是社會進步的搖籃,對此毛主席他老人家心知肚明。

在香港,學運也是在港英時代蓬勃發展,港英有胸襟容許左傾學生搞「認中關社」、保釣運動,這是港英的智慧,不贅。

中共希望統戰香港學生會多年,但可能從今以後,再也沒有這需要。

一輪負隅頑抗後,中大學生會「朔夜」終於宣佈總辭,這在校方的「不合作運動」之後,幾乎別無選擇。閣員透露受到死亡恐嚇、可能被開除出校、家人被滋擾、其他學生組織被威脅「割席」或DQ等,在民主地方都是天方夜譚,但在「南深圳」(新香港),都十分平常。

值得注意的是,中大學生會透露,南深圳教育廳幹部楊某曾與段崇智校長在東方文華酒店會面,而局方專門回應,說不透露詳情,但說話方式,卻是要公眾感到二人近日的確曾碰面。

從今以後,在「南深圳」,「上莊」而關心社會的代價,就是失學、失業、坐牢、家變、乃至死亡;在港英時代,「上莊搞事」卻可以無限期拖延畢業,繼續搞下去。這樣一來,未來還有誰敢「上莊」?自然只剩下飲飲食食的「大陸式內閣」。這正是北京眼中香港人的「應有」行為。

由學校開始,一切獨立思考,都要閹割;一切組織,都不容許有靈魂,只能在「國家安全體系」之下搖旗吶喊。日後「南深圳」一如北深圳,已經不可能有真正意義的學運。

這是一個沉重的句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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