• 沈旭暉|勇敢迎接2021大時代:命運共同體,必然包含創傷共同體(壹週平行時空)

  • 發布日期:2021-01-07 10:00
  • 沈旭暉|勇敢迎接2021大時代:命運共同體,必然包含創傷共同體(壹週平行時空)

 

2020年是恐怖的一年,而在過去一年,所有人都犧牲了很多,但我深信情感上構築了的苦難共同體,卻是邁向eternity的關鍵一步。到了肯定更恐怖的2021年,我們可以如何面對?以下是一些想法:

1.當政權要毀滅一切真香港的核心價值,我們更要努力保留一切,同時對甚麼是more than地理香港的「香港人」,也要開始認真論述。這是一個爭奪論述的過程,十年後世上還有沒有「香港人」,就要看我們未來一段時間的工作。這是一個全民不同崗位、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參與的過程,積沙必能成塔,水滴終會石穿。



2.香港人這個世界共同體,最寶貴的是過去年多互不相識、而能全球串連的情感。這種互助經濟,只要延續下去,足以成為全球規模宏大的經濟體,這也是比爭論是否移民、走還是留貢獻更大一類「問題」更實在的行動。只要有心,無論在哪裏,都有貢獻之處,而且個人消費和交友,絕不是一個政權能由上而下主導的。



3.香港identity,和強調自古以來如何如何、血濃於水如何如何的中國大陸身份最不同之處,在於它的開放性:任何認同香港核心價值和文化的,無論是印巴裔還是海外港人後裔,都是自己人。即使有了宇宙通行的國安法,總不可能任何香港人結交國際友人,都「違法」。當香港人的品牌受到全球關注,這個民間網絡必能通過各自舒服、各自感覺安全的方式擴張下去。



4.香港歷史是一個寶庫,學術上的「香港學」本來只有洪清田博士等寥寥數人參與,現在「Hong Kongology」成為全球顯學,卻此其時。例如世上怎可能有這樣獨特的地方,它是怎樣形成的?國際關係的角色怎樣?價值在哪裏?怎樣被毀滅?有其他哪些類似案例?可以複製嗎?和聖馬力諾、英屬處女群島、芬蘭奧蘭群島等相比,有何異同?將這些知識深化研究,除了能鞏固香港人的歷史傳承,對世界其他地方的模式也大有參考價值。從事學術研究的朋友,這是龐大供開拓的處女地virginland。



5.廣東話文化正處於破繭而出階段,在網絡時代,已經構成別樹一幟的文化,並影響到其他大粵語區成員,特別是東南亞、兩廣沿岸,都是「天然盟友」所在;但要成為系統化整理廣東話文化的中樞,始終是香港人最稱職。當「新香港」逐漸普通話化,這卻是另一種文化散播全球的契機,即使是由下而上地到討論區、玩war game和電競,也有非常意義。說不定香港學生領袖作為電競推廣大使,也是另闢蹊徑的殊途同歸。



6.在虛擬世界逐步實體化的今天,香港人的另一批天然盟友,就是加密貨幣、虛擬城市等的倡導者。未來世界必然有兩條路線、兩種文明:強調由上而下、數碼監控一切的「中國模式」,與及由下而上、重視私隱、釋放人類創造力的「北歐模式」。多研究後者的技術,屬於新一代香港人的天賦使命。

前瞻未來:從命運共同體,到苦難共同體

前瞻未來:從命運共同體,到苦難共同體

面對逆境,不少出現負能量:在香港甚麼也做不了,何不做回「港豬」?離開香港甚麼也做不了,難道不是逃兵?政權打壓無處不在,為何還不認命?

其實,答案剛好相反。假如要爭取的夢想,通過打幾個留言、喊幾句口號就能達到,沒有人會珍惜;唯有通過承擔機會成本(opportunity cost)的行為,才能驗證這是否真正的理想。即使只是一隊球隊、樂隊、企業團隊,也莫不如是,何況整個共同體?

而且,這裏涉及一個基本計算的落差問題。

論古今中外,對人性陰暗面掌握得最透徹的組織,集合了共產主義式組織架構、大中華帝王權術思想、大數據數碼監控技術的中國共產黨,恐怕無出其右。在這個政權眼中,「人生的意義」是一個偽命題,只應該追求吃喝玩樂、生活穩定,其他一切問題,就交給「國家」處理好了。所以,它深信一個人經過理性計算,當發現爭取理想要付出的成本,開始高於當順民的得著,社會就可以牢牢控制。

但這種計算,忽略了人性的另一面。

人畢竟不是禽獸。衣食住行的滿足,除了必然伴隨人性爭取理想一面的缺失,也會令人類的潛能被壓制。擁有公務員鐵飯碗的人,不可能有動力繼續自學;被灌輸要追求資本主義名牌、來燃燒動力的人,也不可能想到同一資源可以做更多有意義的事。換句話說,當opportunity cost超於穩定的物質利益,其實,也有另外的得著:擁有爭取理想的滿足感;構築了互相連結的兄弟情誼(brotherhood);還有釋放了太平盛世沒有挑戰下不會釋放的潛能。

所以,這就是要組成命運共同體前,必然要經過的「創傷共同體」階段。

以個人經驗為例,在過去一年多,其實犧牲了很多物質和社會地位類別的東西,但得到的,肯定更多。前者自然帶來困擾,身邊不少朋友出事自然帶來創傷,但越是這樣,卻越是令人想到很多從前太平盛世根本不會想的事。無論對自己、還是對社會,卻往往是這種思想解放,才能帶來進步的。

又以物質條件為例,在太平盛世,很多人一毛不拔,或習慣不假思索的消費。但在亂世,同一個人,卻可能毫不猶疑捐錢支持自己認同的理念,因為反正在亂世已經不能享受,就算以同樣的資源買同一件貨品,享受指數的utility也已經急降。舉一反三,反而用來參與社會,utility卻急升。

當然與此同時,我們也不可能祈求這個「痛苦共同體」承載每一個人。在任何社會,正如朋友的最新譯作Mark Engler的《革命時代》(Strategic Non-violence)講述,帶動改變的,無論是「和理非」還是「勇武」,從來是大約3.5%的人。而現在香港人承受痛苦的比率,肯定佔絕對主流,只要他們當中的3.5%願意繼續促進改變(也就是願意承擔更大的痛苦),已經有足夠的critical mass。至於已經在海外的香港人,早已過百萬,未來五年,也可能累積再多一百萬。整個愛沙尼亞,今天全國人口也不過一百萬而已,香港人的critical mass,從來不能小覷。

總之,2021年,「肯肯定」比2020年更恐怖。但反正不能回頭,我們更應該勇敢走下去,看誰笑到最後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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