• 【壹週平行時空】「黃雀行動」與「新黃雀行動」的國際關係(沈旭暉)
  • 2020-09-01    

 

中國高調宣佈破獲一宗港青偷渡案,涉及參與反送中運動的12人,當時他們正在非法出境到台灣,想不到數十年前的大逃港,今天會重現,令人唏噓。因為反送中而最終被送中,亦堪稱悲劇中的悲劇。

其實,香港「自古以來」就是逃犯天堂,裏面有真正惡貫滿盈的罪犯,也有各式各樣的異見人士、革命青年,他們進出香港的途徑,從來都是「地下國際關係」的謎團。1949年前,中共掌握了從香港到大後方的「紅色通道」,二戰期間,東江縱隊也用這條秘密通道運走了大量社會名流,有學者認為這條路線,就是六四後「黃雀行動」的先驅。但「黃雀」畢竟為時有限,而且涉及「外國勢力」,神秘感比「紅色通道」更強。

當年黃雀行動的「官方」總指揮是支聯會主席司徒華,成員包括不少內地民運人士、香港熱心人、乃至江湖人物。要潛入敵陣,不可能沒有充分的情報工作,英國情報機關(及港英政治部)與美國情報機關亦參與其中。這方面並非單方面的政治指控,而是有真憑實據的,當事人就是六四期間的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(James Lilley),他在回憶錄詳細記載了這件事。

美國駐華大使《李潔明回憶錄》的黃雀行動

李潔明雖然是美國人,卻是在中國出生,時為1928年,他直至1941年日美戰爭爆發前夕,都一直留在中國,乃名副其實的中國通。戰後他在耶魯大學進修,期間受招攬成為中央情報局情報員,由於其中國背景與知識,之後一直遊走於各亞洲地區,直至1973年,作為首位派駐北京的CIA情報員。此前,他為拓展對中情報網,早於1953年就以香港大學學生身份到港,希望籍此幫助美國及台灣搜集資訊。但港英政府並不希望美國過份干涉香港事務,擔心美國作為台灣盟友,在港設立針對中共的情報網,會不利香港安全。

這是因為戰後的英國和美國,雖然屬於同一冷戰陣營,但對於香港作為「第三方」的功能,有不同理解。英國認為香港是一個緩衝區、各國「共享」的情報中心,美國則一度認為香港可以作為「第三中華勢力」而存在,因此曾支援香港的「第三勢力」,到後來的美國在港情報網,也有以強化香港作為抗中這宏觀背景。至於李潔明本人,是少數曾在兩岸三地都代表美國官任職的人:早在五十年代就港建立情報網,又在中國從事外交工作 (1973-1974作為情報官員),到了1984-1984年擔任美國在台協會處長(即美台斷交後的實質「駐台大使」) ,然後在1989-1991年更成為駐華大使,期間適逢六四事件爆發。

由於李潔明到北京前,曾先後擔任美國駐台、駐韓處長或大使,具有與專制政府打交道的長期經驗,亦培養了對民主運動的同情及支持。他在台灣「建議」國民黨政府政治改革,間接影響台灣解除戒嚴令;又在南韓推動政治民主化運動,促成南韓總統民選。1989年5月,他到達北京述職時,曾私下到天安門廣場觀察學生民主運動,認為這是台灣、南韓民主化的同類關鍵時刻。六四後,他力主營救較有名(即優先追捕名單)的民運人士,例如對方勵之夫婦提供政治庇護。但對於一般參與運動而受追捕的學生,李潔明則建議美國不可大批收容或營救,以免長遠影響中美關係。這方面的立場,和外間眼中李潔明的「強硬反華鷹派」形象,自然有所不同,這多少和當時的「親華」美國總統、同樣曾任美國駐華大使的老布殊極不希望破壞長遠中美關係有關。李潔明一方面同情中國學生、另一方面要執行國家政策,這箇中的掙扎,相信今天不少珍愛香港的美國官員,都感同身受。

在官方立場背後,香港展開的「黃雀行動」,自然也得到美國支持,CIA據說提供了在中國與香港的情報站,乃至派出了具體人員支援、甚至提供了武備;而當時美國在香港有好幾個據點,也被李潔明在回憶錄中証實。然而主力則是英國出面,這可算是西方陣營的默契。當時英國在香港自然有更多情報站,並接通了不少中國國內的駁腳,這方面的具體內容另案再述。中國國內據說也有不少同情民運的政府人員、江湖中人參與其中,不過根據外交常理,也很可能是北京也希望讓一些人離開,以紓緩國內壓力、並讓海外民運人士互相制衡,否則行動也不可能如此成功。

民運人士獲救後,美國只願接受「政治逼害」身份來投,港英的態度則更開放,曾派發臨時身份證予獲救人士,讓政治部給予人身保護,並保證獲救人士1997年前可到第三國,未能獲第三國接收的,英國也將派發居英權予獲救人士赴英。「黃雀行動」的後續,也令澳洲等國一度考慮香港人在1997年後是否安全,當時亦有議員在國會提出仿照英國、定期監察香港情況的議案,只是被否決。今天各國給予港人的逃生門計劃,其實頗有「黃雀行動」的影子,但反送中青年的台灣路線圖,似乎完全是土法煉鋼,沒有了「外國勢力」、也沒有了同情的「內部勢力」,看來江湖中人也失去了往昔的義氣,令人嗟嘆。

破獲港青偷渡案,意在台灣?

到了2020年,「新黃雀行動」出現,案件的政治味道同樣濃。北京真正的目標,除了對港人殺雞儆猴,似乎也是台灣。

以往涉及政治問題的非法出入境,通常有某種默契,例如黃雀行動,假如中國要一網成擒,根本不可能走出這麼多人。港區國安法生效前,香港海域基本上就是港警勢力範圍,海域外中國水警的巡邏也不會太頻繁,但據報國安法後「一國一制」化,情況也隨之改變,自然是中國要加強控制邊境之故。根據《大公報》在國安法通過前後「報導」,多人著草台灣、有人走了幾次都失敗。雖然報導中人其實都沒有走,明顯是fake news,但重點是《大公報》暗示就算偷渡失敗,一般也沒有報導、起碼不會高調報導。然而這次卻高調得離奇,成為國際事件,更有外媒報導之前的成功案例,加上12人已被送中,一切的壓力,都在台灣一方:誰在台灣負責接應?他們到了台灣,有何待遇?政府會否給予居留身份?根據國安法,台灣公然承認,當事人就是「勾結外部勢力」,台方則是「顛覆中國政權」。何況船上有國安法被告,整個故事就更完整。

雖然台灣高調說「撐香港」,並開通了特別通道,但都依然屬於「依法」範疇內。例如在香港覺得有人身危險的人,經正常渠道申請到台灣,這渠道就算加急、特事特辦,都是台灣法例之下的事,他們起碼要有香港的合法身分出境。但假如他們出境的過程屬非法,而台灣被國安調查為「全力配合」,那就是國際關係大忌。就像德國收留黃台仰是一件事,但黃台仰當時是合法離港,假如德國策劃他非法離港、再行收留,就是另一回事。當然,也不是不可以,但通常要有非常可靠的白手套,或當事人要是非常重量級人物。

但與此同時,人到了台灣,台方也不可能把他們遣返,因為港澳條例有這一條:「因政治因素而致安全及自由有緊急危害的港澳居民,政府得給予必要之援助。」甚麼是「必要」,自然是外交詞令,供自行演繹,但邏輯上真的有緊急危害的人,都是已經不能離境的人,那時候,他們的「必要援助」,就可圈可點。一旦台灣把這些人以非法入境審判,和蔡英文的公開取態未免背道而馳,也會有人再次提出《難民法》,這都不是政府樂見的。

由於中國可能以「國安」為由,通過審判12人,得出台灣在「主動策劃」的結論,對台方而言,這事可大可小。特別是自由亞洲電台報導,早前有成功逃到台灣的港人,是通過台灣控制的東沙島為中轉站,而東沙島正是盛傳解放軍要奪取的戰略據點。假如「港青偷渡案」成為中國出兵東沙島的藉口,整個區域形勢,都會天翻地覆。台灣官方回應自然只能官腔,一方面「不鼓勵」非法入境,另一方面不能把非法入境者「送中」,只能祈求已經入境的徹底低調、未入境的不要過去,以官腔淡化這波危機。但假如北京有意借題發揮,卻不以台方意志為轉移。

這就是大時代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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