• 【深度研究】為何古洞北農民拒絕復耕方案?從政府失策到失去信仰:香港農業沒落之因
  • 2020-08-18    

 

疫症壓境,加上高壓的政治氛圍,香港人開始關心本地的糧食安全。然而,香港農業已式微多年,原因究竟是甚麼?有否機會復興永續?

傳統農民:政府想支持農業,還是敗壞農業?

凌晨四時半,漫天沒有星辰,大廈沒有夜燈。趙先生一如往常,走出上水寶石湖邨,向馬草壟的農地進發。「若是要收割(農作物) 就要再早一點出發,因為要將最新鮮的(作物)給別人。」

趙先生是古洞北的農二代,7月28日,他位於古洞馬華壟的60,000呎農地,被發展局收走近3分之2,其中包括他的祖屋及水電設施。他唯有凌晨起床,從上水寶石湖邨徒步近45分鐘,回到農地耕種。「我家附近的路,以前沒有街燈。到(政府)安裝街燈時,我很開心,因為我以為環境改善了。原來不是,是政府收地。」

2003年,政府開始推動新界東北發展計劃,趙先生查看發展局公佈的圖則,當時他的農地未受影響。但是,在數年之前,卻突然被列入發展區,事前亦沒有任何通知。「我在這裡居住 為何(政府部門)不來通知我?諮詢期間亦沒有接觸我,討論之後的問題。直到後期,我主動找他們(官員),他們才開始接觸我,6月下旬才正式一起去看復耕地。」

對於被影響的農戶,政府提供3個復耕方案,其中包括:在完工日期亦未落實,約70-38公頃的農業園,或者已經有農夫耕種的塱原繼續耕種,不然,則根據「特殊農地復耕計劃」,政府會提供5塊官地,讓農夫復耕。然而,趙先生與大部分農民,均表示難以接受。

首先,鄰接蕉徑的農業園,源自前特首梁振英於2016年《施政報告》公布的新農業政策。歷經4年,按趙先生的說法,卻仍是「現時十劃都未有一撇」。何時可以落成,基本的交通配套,耕作最重要的水源,農地與工具的租金,仍未有具體的方案。「我反問,我們如何選擇?買樓,也有樓花可看吧。」

另外,受影響農民多次要求政府落實「耕住合一」,然而發展局則明確拒絕,只會提供供2人居住,不能明火煮食的留宿設施。趙生認為,政府根本不明白農夫的實際需要。從事農務,除蟲授粉等工作通常於晚上進行,收割作物的時間則於凌晨,早上與下午亦要打理農田,農夫大部分時候都需要在農場裡。若未能「耕住合一」,即使如趙先生般每夜凌晨出發,仍不足以經營農場。同時,傳統農夫收入較低,家人是重要的勞動力,「沒有耕住合一,我就要僱用員工,我又能否負擔工資、保險?還有設施的租金?所有費用相加,傳統農夫其實很難生存。」

而且,農業園和塱原目前其實已有農民在上耕種,政府的方案,是要收回現有的農地重新分配,變相是新農夫向舊農夫奪取土地。「其實這是我們農夫最不想看到的事。」養護土地,花費的多年的心血與時間。強行重新分配,趙先生批評,不只不公,更是分化。「我不能理解政府為何會這樣想。你真的有心,其實香港仍有很多土地,可以做到耕地。」現時本港農地面積約4400公頃,但常耕農地則僅有約710公頃,有近20%的農地由本地地產商持有。

至於「特殊農地復耕計劃」中的5塊官地,不少農民反映,復耕地全部位置偏遠,亦沒有任何交通配套。記者陪同趙先生前往「相對交通方便」的復耕地缸窰,需由上水乘搭巴士,經過30個站,再下車步行1公里,約莫1小時左右方能到達。而且,現場環境雜草叢生,亦有泥頭及建築廢料。記者再與趙生前往另一幅復耕地華山,發現耕地被原居民的墓地包圍,更佈滿大量的垃圾、瀝青、膠樽、鋁罐和建築廢料。一直溫文的趙先生,難掩怒火:「我今天見到(這裡的環境),不用說其他,耕種出來的作物,我自己都不敢食用,全部都是建築廢料、瀝青、石頭。」他站在泥丘之上,汗水滴落緊握的拳頭:「我再問一次政府,是否有心去推動農業,還是想暗中敗壞農業?」

有機農場老闆:新農業政策,過於官僚和死板

「一架的士,大江埔,出去錦上路西鐵站。」黃如榮手持電話,站在烈日之下,旁邊是一袋袋新鮮收割的蔬菜。他出身農家子弟,經營有機農場已近9年,有別於傳統農夫,早期已嘗試以科技推動農場銷售,更是全球第一個農場推出手機應用程式作銷售平台。然而,每有訂單,他亦只能自己出馬,再仰仗熱心義工,將蔬菜送到客人府上。「若果政府本身有一些資源,可以放在運輸方面,例如有車隊幫農場做集運,對我們來說,已經有很大幫助。」

2016年,政府推行新農業政策,黃如榮於諮詢期間,多次與官員接觸,對政策抱有期望。「政府在諮詢過程中拋出的(農業)問題和現況,是好貼切的。但是,這些只是問題。寫中了問題,但是解決方法呢?」經過4年,黃如榮認為,新政策由上而下的方式,以至政府對待農業的處理手法,過於官僚與死板,未能真正解決農夫需要,「很多資金都是投放在周邊,而不是直接投放在生產上。」

例如,香港農業其中一個最大的困難:銷售。在香港,官方的銷售途徑,就是經蔬菜統營處出售,「蔬菜統營處的價位相對來說很低,如果透過蔬菜統營處賣菜,其實很難生存。」同時,蔬菜統營處的銷售渠道亦比較狹窄,導致農夫耕種時需要控制數量,「明明可以種出100行蔬菜,我只會耕種2行」,變相就會窒礙了市場的供應及原有的產能。上述問題持續多年,然而,不論是新農業政策,抑或是往後的施政,政府均沒有對症下藥,作出改善。

又例如,黃如榮聯繫了鄰近地區的農場,一起推出網上銷售平台以訂購方式,直接銷售作物給客戶。但是,運營平台的資金,卻未能申請新政策中的5億元發展基金,只能依靠民間和商家資助。黃如榮反映,政府基金要求很高,一般的農夫、農場 或者農業單位,都不是這麼容易可以申請到:「要將整個計劃書寫出來,所有報價單在市場上收集回來,計算好,再證明這個計算是可行的。對於農夫來說,等於眼前看到這筆錢,但接觸不到。」

黃如榮認為,政府視農業為普通產業,以一貫的積極不干預方針去處理,實在過於死板。「農業本身是第一產業,自己能夠產生的價值,其實不多,願意投身的人亦不多。」他建議,農夫大可自行構想方法去發展農業,而政府則應仿傚外國,以由下而上的方式,將資源直接投放於業者,比起現時由上而下的方式,更為直接有效。

由於反修例運動,本土思潮湧現,理應是推動本地農業的好機會。然而,政府卻未有把握,黃如榮透露,每年一度的西瓜節,亦因某些原因而沒有舉辦。「最近的社會運動期間,我們看到很多市民都會支持和關心本地農業。我們覺得政府做的事真的太小,很多事都不敢去做。」

實業推動者:農業沒落,因香港已失去信仰

為了重振香港工農業,北區連線成員羅庭輝最近推行實習計劃,連結本地的農場與工業,吸引年輕人了解本地工農業。他認為,本地農業式微,原因首要在於,實業人才斷層,令這一代的香港人缺乏對實業的想像。「80年代中期,二級產業中的製造業其勞動人口有近100多萬,去到2018年,只剩下8萬不到,約7萬多人,下跌了近10倍。」由於成本上漲,不只工廠,連帶香港的農夫,也遷移至中國,以致大陸菜及「特區菜」當道,本地生產只佔全港供菜量只佔1.7%。「在這個時空背景之下,大部分人都不會留意(實業)。」90年至千禧以後,香港的主流產業,變為金融與地產:「他們著眼的是用幾十萬首期買樓,一兩年以後已經升值三五十萬。實業能否做到?」昂貴的土地,扼殺了各行各業。「如果你擁有一個農場,你知道當政府要發展,或者財團接觸你,你不用工作就有數億元收入,當刻你很難不動心。當你抱持這個心態,你又怎會認真思考,如何長期營運你的事業?」

伴隨著工農業沒落,羅庭輝認為,普遍香港人失去了職人與匠人的文化信仰,忘卻勞動的認同感及意義,墮入馬克斯所謂的異化,「忘記了做好一件事的初衷,那怕是種植一棵火龍果,火龍果的100元售價,只是附加價值。」失去對勞動結果的認同,同時亦失去了將本地產品推出海外的想像,「台灣和日本,就仍存有這種文化,但香港則務虛已久。」

然而,羅庭輝亦認為,要復興,以至永續本地工農業,不能只靠理念。以台灣的「老房子文化運動」為例,當地政府固然有資助,但「老房子」能存續下來,在於民間業者將「老房子」活化再利用,改建為民宿或咖啡廳等,自行產出收入。是以,羅庭輝推行的實習計劃,著重培植實習生的商業意識,「要本身可以賺錢維生,工資至少養活到自己……靠所謂理念,找義工無償工作,變為合作社、慈善機構或者社企形式運作,其實很難長期運營下去。」

反修例運動以後,香港前路未明,羅庭德認為,不論結果如何,糧食安全以至實業,是一切出路的基本。所謂黃色經濟圈,若沒有工農業支持,原料只能依據海外,亦無本土性可言。「其實沒有任何捷徑。香港的實業,農業,工廠要能夠賺錢,生產的貨品能夠出口,這才是保持香港獨特性、獨立性,最重要的一步。」



採訪:梁越

攝影:林志謙、傅俊偉

剪接:鄧詠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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