• 【六四31年】昔日和理非 今天不割席:學聯代表與黃雀行動朱耀明的轉變
  • 2020-06-04    

 

一個小孩聽過猶太人被大屠殺的歷史後,不解的問:「爸爸,現在是20世紀,又不是中古時候,為甚麼還有這些事情發生?」一頓,純真的提出一個可能叫某些人懊惱一輩子的問題:「你為自己,為我們,你又做了甚麼呢?」

最後一批進入集中營的倖存者——維瑟爾,在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分享。

八九民運令中國民主乍現曙光


「經濟的發展只富起少數,一般人民的生活沒太大改善。」「黃雀行動」策劃人、「佔中三子」朱耀明回想80年代時,走在中國街頭和人們聊天的畫面:「他們滿肚怨氣,經濟發展只有官方得益,所以他們希望一個政治制度的改變,擺脫專權統治,令人民也能自由選擇。」中國經歷文化大革命後,另一朵追求民主的小火苗曾在「北京之春」燃亮起,魏京生等知識分子在北京市的民主牆,貼上不同政見的大字報;而當時的國家主席胡耀邦和趙紫陽亦屬於改革派,希望中國政治自由化,允許存在不同聲音,亦讓民眾表達不滿。

胡耀邦因病突然離世,學生的悼念活動觸發整場運動。學生所提出的「反官倒」、「反腐敗」和對民主自由的追求,贏得全國人民、香港人,甚至海外華人的支持,促成各地多場人數壯觀的遊行示威,希望以鄧小平為首的共產黨能聽到學生的聲音。「電視裏的學生正在衝擊新華門,當時我正在寫立法局的報道,我覺得寫不下去了。」當時為樹仁學院新聞系學生的李蘭菊立即下決定,對實習報館《香港時報》的採訪主任說:「我不做記者了,我想做學生。」便匆匆趕回學聯開會,後來更成為學聯代表,前後兩次到北京考察。

六四屠城:輾碎民主自由的理想


「整個廣場一片狼藉,帳篷又泡水又爛,滿地都是垃圾。即使學生都披上軍大衣,但都抵不住寒冷。」李蘭菊憶述第二次到北京時的景像,從香港帶來的物資對學生來說就像及時雨。回到北京飯店時,遇上一群香港記者,互相關心和了解後,竟遭一位記者惡聲斥責:「他是當時駐北京的TVB記者袁志偉,他指我們不應該支持學生,支持他們只會把運動推向死路。」笑言心想,這人到底是記者,還是官方說客。但為了證實學生並不是為了物資而留在廣場,便決定到廣場作民意調查,其中一位來自蒙古的學生跟我說:「我一路徒步一路截卡車,用了七天千辛萬苦才來到天安門,運動不成功我是不會走的。」

「我們其實很卑微,只是要求撤回暴動定性。」李蘭菊從6月3日留守至6月4日凌晨,所經歷的成為一生夢魘。當時他們一群學生在廣場與吾爾開希聊天,突然廣播站傳來一把激動又帶着哭腔的男聲:「我在木樨地回來,身邊的同學也中槍,我手上拿着他的血衣,已經有同學犧牲了,我們怎麼辦才好?」總指揮們討論後便決定公投決定去留,最終大家認為正正因為有人犧牲,更不能掉下他們撤退,便立即組成新的糾察隊去擋軍隊。

李蘭菊與其他學聯同學在長安大街附近遇上裝甲車,她痛苦的閉上眼睛,恍惚重回到當時,哭喊聲、槍聲都在耳後響起:「我當時天真向同學建議,我們立即坐下,它不會輾過來的,總之我們要保護天安門!」幸好,同學比她要成熟,帶領她以路邊的鐵閘和欄杆去擋。後來,再來到歷史博物館前,開始有些手拿鐵枝、木棍、石頭和汽水樽的年輕工人欲加入保護我們,被學生阻止:「放下武器,我們和平請願,堅持到底,和平請願。」年輕工人反指軍隊都開槍了:「我們要自衛。」老工人老淚縱橫的再阻止,希望他們能聽學生的話。李蘭菊解釋:「他知道大勢已去,不反抗還有一條生路。」這時候,有一個約13歲的男孩拿着石頭想衝擊軍隊,吼着:「我要和他們拚了,我哥被他們打死了!」李蘭菊死命抱着他,救護車駛走時男孩掙脫,消失在長安大街,不久後被血淋淋的被抬回來。

救護車來接香港學生走,我們因不想佔用資源而拒絕,車上一位醫生拉着李蘭菊的手說:「你聽我說,你要離開天安門,你要回去香港,告訴全世界今天所發生的一切。」到達醫院後,車門一開,放眼都是血:「有人不知道急症室在哪,跟着血走便是了。」有一位醫生在走廊抱頭痛哭,後來得知原來另一位醫護去其他醫院拿血包時被槍殺了。半夜,一個年紀較大的護士對學生們說:「所有能走的學生都要離開,解放軍會到醫院抓人。」後來,在英國領事館也無能為力的情況下,李卓人借了地圖便單人匹馬把學聯學生帶走:「6月5日,我們坐上了政府安排的專機。上機後,才知道李卓人被扣留。」

黃雀行動:逃出中國


「逃亡的人沒有錢,甚麼都沒有,但他們有的是卡片。」朱耀明語調緩慢的解釋:「去北京的學聯學生給他們卡片,記者採訪時又給卡片,很多人用卡片致電給香港,看看有沒有人能提供幫助。」逃難的人很多,或經地下通道,或自由行來港再向支聯會救助。六月底,司徒華對朱耀明說:「你幫一下他們吧,他們需要幫助。」朱耀明就這樣開始了照顧流亡者和國際遊說的工作。

「關鍵是當時香港政府的人道精神。」只要支聯會能證實流亡者為民運人士,便願意批發「行街紙」,讓他們獲得外國簽證前,也能在港工作和生活。「當時法國副總領事孟飛龍先生聽到消息後,便立即答應收留。」朱耀明輕輕皺眉指,因為人數太多,法國難民營也來不及接收,亦道出另一個隱憂:「而且單單是一個國家收留,她所承受的政治壓力是很大的。」只能到不同領事館說明,亦成功送了一些流亡者到澳洲、加拿大和美國。回歸將近,流亡者更加焦慮不安,朱耀明便和政治部開會商量,不久後終於傳來好消息:「港督說97年,要走的也會想辦法讓他們走,英政府透過外交途徑,把所有人都在97年6月底前送走了。」說罷,朱耀明也不自覺地鬆了一口氣。

「一方面很同情他們,一方面又很難做到人人滿意。」朱耀明分享當時自己也感到痛苦,只因流亡並非移民,往往出現流亡者想到美國卻批了法國;又有曾在運動中幫忙的公安來港後,逃亡到港後也很害怕,不時三更半夜來電指國安在樓下:「只有去了才能安穩他們的心。」

永不癒合的傷口

「有時候覺得世界上沒有人能明白你,只有當日也在天安門的人才可以。」李蘭菊狀甚痛苦的說,正如昨天和一位香港前線手足聊天:「他說曾到警察局的人才知道那種絕望。」清場的短短數小時,影響了她人生往後的數十年,當晚的影像聲音如影隨形。忘記或許能換來解脫,但為了做見證,卻不能不強迫自己記下每個細節,每次做見證人時都重新撕開那道傷口:「時間沉澱越久,傷痛越來越深,可能是我們努力了這麼多年,但共產黨還是越來越強大。」

朱耀明當年因為要回港為朋友作證婚人,故只能在婚宴的收音機和家中的電視機中見證屠城一刻:「其實那一晚的陰影和影像,在近年的運動也讓我不斷想起。」不禁再次問學生的要求並不是為了自己,自稱人民的政府,怎能用真槍實彈和坦克車輾過學生的身體:「這是一個暴政,殺戮人民的暴政。」

30年後 不再是大中華膠

「北京學生沒有機會去演化,香港其實是一個演化,因為年輕人已不再相信和平理性能達至甚麼。」李蘭菊親歷六四,亦一直留意香港的社運——雨傘革命、反送中,雖然時隔30年,但她相信在獨裁政權下的民運,理念和出發點也是一樣,只是方式不同、訴求字眼不同,正如貫穿多年的「不自由 毋寧死」。

李蘭菊笑言自己曾是「大中華膠」,當年和很多人一樣北望神州:「不贊成西藏、新疆和台灣獨立,和理非到底,也不贊成衝或擲東西。」直言思想的反省是辛苦的過程,現在進化至理解並不割席,更說:「我現在覺得最好第一個省是廣東起義,然後四分五裂,才能拯救中華民族免陷於萬劫不服之地,不要再大一統。」長江後浪推前浪,直言年輕人很愛香港,以香港為軸心的抗爭感動了很多人,「不只是擲東西,而是明知有警暴、催淚彈也堅持到場的心。」直言亦很欣賞他們的武勇:「數天前,有一個被捕女生,上旅遊巴後亦向路上市民高舉『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』的手勢;身穿『岳』字T恤的手足,因為救人而犧牲自己;被警察把面磨地的年輕人,他能逃掉的,但因為他去扶跌倒的喬裝示威者警察,才被拘捕。」

朱耀明:尊重年輕人的決定

曾目睹六四學生堅持和平示威,換來共產黨以真槍實彈和坦克車的強硬回應;雨傘革命時,繼續相信和平表達訴求能換到港府的聆聽,最後卻得到87粒催淚彈。朱耀明失望道:「14年時,為甚麼我們這麼天真,從來沒想過有催淚彈呢?因為我們計劃所有人都坐着,你來抬我們走就可以,直至最後他們在夏愨道射催淚彈,我們也不明白。」朱耀明解釋,佔中是希望香港人覺醒,當時曾與陳日君和李柱銘討論,是否真的要為這個不理性的政府犧牲呢?六年後,他痛心的回答:「不過現在看來,這條路是需要突破一個關口,便是需要有人付出更大的代價。」

被問到近日抗爭活動中高叫「香港獨立」的聲音更大,是否認同他們呢?朱耀明直言已盡力做自己,根據從前幫助民運人士的原則「不需要做甚麼,只要好好生活」,把它應用到今天:「這是他們為自己所作的決定,所以我是尊重他們的決定。我們老人家很難去批評,因為我們不會在了,未來是這些年輕人的。」面對只會武力鎮壓,不聽民意的政府,他說得激動:「我們成年人、政府,本來的責任是幫年輕人搬開石頭,為他們拓闊道路,令他們走得更容易。但現在有誰可以告訴年輕人,你們將來就會在怎樣的一個社會之下,你怎會怪學生,怎會去怪年輕人?」一頓,他眼泛淚光,努力壓下眼淚:「為自己的前途、未來去奮鬥是正確的,不過是一個很悲傷代價的過程。」濫捕、警暴彷彿成為了最不正常的日常,卻苦無對策,仍在尋覓出路。

良心的燭光 抗爭的堅持

「香港人不只是200萬的紅海和浩瀚,托着這片紅海的是,香港人30年鍥而不捨保存真相、拒絕違忘的韌力。」李蘭菊認為從六四的燭光才是香港人的真正精神面貌,才能成就反送中的100萬、200萬:「正正是香港人負隅頑抗,北京八九民運的抗爭沒有停下來,這是香港人締造的奇蹟。」

對於朱耀明來說,六四是一種抗爭,即使很多人認為六四晚會已淪為儀式:「但30年叫的口號正正是對強權和專權的反抗,那些良心的燭光令爭取民主的火焰不會滅亡。」見證了共產黨的殘酷,他很認同維瑟爾的話:「我們不能中立,中立就是幫兇,助紂為虐。」所以直至餘生也會堅持下去,才能讓世人知道這政權的殘酷:「我相信30、40年後,這些學生的犧牲、所受的痛苦,仍然會被紀錄下來,他們在香港民主運動歷史上,貢獻是不可磨滅的。」

採訪:梁恩祈

攝影:石鎬鳴 、 傅俊偉 、攝影組

剪接:玉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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