• 【疫境致勝之道】DHL創辦人鍾普洋:不要搞亂香港制度
  • 2020-04-04    

 

疫境之下,最能激發人的求存智慧。

有「DHL教父」之稱的敦豪國際聯合創辦人鍾普洋,最鍾意教人。他近年致力於把商業經驗傳承後晉,提倡美善人生,鼓勵商界有志者打造創意人生,貢獻社會。

生於澳門,在香港和美國求學和發展的鍾普洋,記性特強,並深受父親的啟蒙和影響,明白自由的可貴。他21歲時便周遊列國,開拓眼界,加入DHL後把服務在亞洲以至全球發揚光大。80年代中英談判時期,他代表商界組織為港人爭取居英權,與當時匯豐大班浦偉士分析時局。他政商人脈廣泛,本年初發佈英文新書《Designed to Win》,曾俊華、王于漸等老友亦有撐場。

他指香港成功秘訣,在於有良好的普通法和商業制度,而且識得「執生」遇事變通。他相信疫情總會過去,持之有效的制度總經得起考驗,「不要被人搞亂我們的制度,香港的黃金時代會一直下去!」

訪問在鍾普洋的灣仔辦公室進行,入內會見到兩個男人人頭雕像,一個是鍾普洋的司機頭像,另一個就是鍾普洋自己,「我的頭像是英國一個出名做頭像的師傅做的,曾蔭權和鄭經翰都是找他做,我學識了方法,便幫我的司機做一個,哈哈。」

先有設計才去執行

他的辦公室藏品不少,除了頭像,還有朱銘的孫中山銅像、達摩、觀音等,記者以為去了一個藝術展覽館,其實鍾普洋真的喜歡藝術,整個訪問,他經常提到自己求學時很喜歡設計和美術,強調設計給他很大的啟發,「Steve Jobs也是學設計的,對後來建立蘋果系統有很大影響,設計給我最大的啟發,是做事要先有設計的概念,明白想通了,才去執行。」

鍾普洋1972年加入DHL,當時創辦人Adrian Dalsey和Larry Hillblom正要集中應付競爭對手Loomis Courier Service(即Loomis Express),又要解決美國民航局關於空中貨運的種種難題,亞洲太平洋的業務便放手交給鍾普洋負責。當時年僅29歲的鍾普洋,大膽向二人提出「脫鈎」(Decouple)的建議,把美國核心業務和非美國業務分開,並成立DHL International(敦豪國際)管理亞洲區的發展,他擔任公司聯合創辦人及主席職務,建立屬於亞洲區的獨有文化、傳統、思維和行為制度,成功把DHL打造成為街知巷聞的速遞公司,在全球220個國家和地區都有其足跡,成為行內龍頭。

把速遞帶進每條街

「你看UPS、FedEx,是Cargo airline,進入中國市場成功之後,成為全大的出口,但DHL的背景不同,我們的使命,是要把速遞帶入每條街每個角落。我好驕傲設計了一套系統,令到世界上每一條值得去的街道,都有我們的服務。」充滿國際視野又有地方智慧,在於懂得靈活變通,在他眼中,物流服務最緊要是維持與客人的關係,並且要教員工如何變通。「不單是營運,最重要是關係,如果將來我要教徒弟,一定教他像我一樣,無得打電話問人哋,我不可以有問題便打電話問主管,所有決定,下面都識得執行。」由Larry Hillblom到鍾普洋,DHL的管理文化強調傳承與自主,「我們教出來的人,有獨立思考,落雨打風都曉得如何應對,如何給客人有彈性和選擇,這樣客人才覺得你的服務有用,不會隨便換其他速遞公司。」

不過,隨着Larry Hillblom在1995年的離世,鍾普洋亦逐漸退出管理層,並於2002後把持有的公司股份賣給德國郵政,德國郵政近年把DHL賣給順豐,管理和作風和當年的DHL相比,已是兩個模樣,但鍾普洋對服務業依然有其獨到的見解。

「香港早已由製造業轉為服務業,製造業是管理,是人肉AI,老闆叫做什麼就做,每個杯的生產都是倒模一樣,但你做服務不能一成不變,有客人投訴,你立即就要改,所以,香港人識執生,其他人無香港做得好。」

父親的一句話

鍾普洋的管理價值觀,很多均源於他的家庭和學習環境。他父親鍾重,是二戰前香港英美煙草公司副廠長,「公司的合照,爸爸坐在西人隔離,是高級職員。」二次大戰時父母來到澳門,並於1943年誕下鍾普洋,「父親戰後沒有返英美煙草,去了大陸,和朋友在廣州開煙廠,成為南中國最大的煙廠,共產黨上台後,他就離開,我們坐的是最後一班飛機,叫做空中堡壘,由廣州來香港。」

父親離開廣州時的一句話,鍾普洋至今仍清楚記得,「他說,共產黨要控制我們的思想,所以要走。自由好重要,我覺得好幸運有這樣的父親,他早已看穿形勢。」這是他看到父親的第一個「執生」。

不過,來港後鍾重找不到工作,又返回澳門,轉行在黑沙灣築魚網捕魚,賣魚給窮人,賣剩的就自己吃,用來醃咸魚,「所以我知道什麼是九棍呀!」後來鍾重去了緬甸煙廠工作,重操故業,妻兒就來港生活,鍾普洋就在聖士提反書院讀書和寄宿,校監校長和老師大部份都是外籍人士,他的一口流利英文和文字就在校園浸淫出來,對英國文學、歷史和地理特別感興趣,加上記性好,學生時代的逸事還記得很清楚,「中文老師錢山,就是黃錢其濂的父親,內戰後走難來港教中文。」2011年他出版《落力退休》,黃錢其濂也有到場支持新書發布會。

海上學府遇上畢加索

文科成績優異的他,一心想在大學攻讀英國文學、地理,或者歷史,卻遭父親反對,「爸爸話你讀文科只有一世教書,他走過難,話我要讀科學。」他預科的成績其實是可以入讀香港大學的,但父親決定送兒子去美國,「他把本來送給我做入學禮物的一輛房車的錢,送了我去紐約。當時有位叫潘朝英的教授正收生,我於是入了由他開辦的七洋大學(University of Seven Seas),演變成後來的海上學府(Semester at sea),董浩雲後來買了船,就是做這件事。」根據《董浩雲日記》,董浩雲受到七洋大學的啟發,在1970年真的買下了伊利莎白皇后號,命名為海上海府,圓了舉辦海上大學的夙願。

「我在七洋大學第一個學期就是出海,去過里斯本、巴塞隆拿、里昂、羅馬、希臘、黎巴嫩,之後坐火車去埃及,航行途中就在船上上堂,上岸就見不同的人,聽他們講話。我讀文科,去到里昂就在見過畢加索,又見過發明潛水鏡的科學家。我還記得畢加索講過,他一生用好多時間學小朋友怎樣畫畫。」這趟海上學府之旅當時是全世界首次,師生共280人,「我當時已與不少大人物見面,當時只有21歲,成為我一生最難忘的經歷。」

返美後他在漢保德州立大學主修動物學,畢業後在史丹福大學修讀行政商業課程,1972年返港發展DHL亞洲區業務,與香港經濟一同起飛發展。80年代中英談判期間,香港出現信心危機,掀起移民潮,一班商界人士發起了一個名叫ROAD(Right Of Abode Delegation)的組織,成員包括鍾普洋、梁智鴻、黎智英、袁天凡、梁伯韜、鄭經翰,潘啟迪、翁江培、林炯熾和香樹輝十人,由鍾普洋做代表,與時任匯豐集團主席浦偉士見面,「點解搵我見William Purves?因為我英文好,知道應該怎樣開口講這個話題。」

香港食正時區

「我指現在已經有一班中級管理人去了加拿大,又去了澳洲、紐西蘭、英國,這班人對香港有很多貢獻,走了有很大影響,而且做太空人產生好多家庭問題,如果老闆都開始走,香港的家族生意怎麼辦呢?最後英國給了3萬5千個家庭居英權,簽了13萬本護照,他們不用走。」談起這段往事,他依然津津樂道,但強調只不過是盡了義務,沒有「hidden agenda」。

他看好香港,認為這城市佔盡天時、地利與人和,「只要不要被人搞亂,我們的黃金時代會一直下去。香港是一個好地方,地理上,我們的時區在最東面,有普通法,紐約在東面,有普通法;香港不是這個時區第一個天光的城市,有兩個地方比我們早開工,一個是東京,但不是行普通法,另一個是悉尼,但太過偏南,香港就食正。」

港英時代的不積極干預政策,他更奉為圭臬,「我們的執生,是社會制度培養出來的,你250元申請商業登記,之後做什麼也可以,是一種自我實現(actualization)的實踐,政府不干預,不會理你做什麼,新加坡有少少干預,台灣有少少,大陸就是你老闆,什麼都要控制,但如果你沒有個人自由,就不能做到自我實現。」

Freedom from Fear

記者此時閃起他父親那句話:「共產黨要控制我們的思想」,鍾普洋說:「中國知道香港是一個生財的工具,最大的效用是籌集資金,香港籌錢好叻,但成功背後制度一樣重要,可以吸引全世界最叻的人來做事,如果搞到香港不宜居,沒有freedom from fear,就論盡。」

雖然全球正受到武漢肺炎的襲擊,但他相信疫情總會過去,香港總會恢復過來,因為疫情破壞的是經濟而非制度,「香港貴於制度,你不能說一個人左鈎拳好,就只要這隻左鈎拳,你要他整個人,腳又要,眼又要,你不能斬了他的左鈎拳,駁落自己手上,之後把他身體丟了,不可能的。」

鍾普洋實事求事,但工作以外,依然愛好藝術與文化,還有一個小秘密,「我相信星座,我是雙子座,九一年有個人看完我星座後,指我會成為作家,又說我是大器晚成(late developer),事業大部份會在西南方發展,他真的說得很對。」近年他提倡美善人生,問他人生有沒有不完美的地方,他笑說:「我太矮了,如果高四吋就好啦。人總有不完美的,但我們可以設計自己的人生,人最大的資產,第一是專注,第二是找到熱情。」這就是《Designed to Win》的法則。

撰文:黎明輝

攝影:廖健昌

剪接:曾淑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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